Thinking without a banister
剛剛收到Hannah Arendt遺稿文集，當中有一篇文章是1973年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講辭，提到哲學發問的意義。為何人們總是要發問一些看似難以回答的問題？難道經常反覆地思考不是很累人很沒意義嗎？難道挑戰日常生活的共識不是很危險嗎？鄂蘭這樣回答：「哲學家成了專家而作的思考，不會帶來任何實際成果，甚至對任何成果、意見、習俗和規則都是危險的。有些人以為世上有危險的思想，這是錯誤的，原因很簡單，思考本身對一切教義、信念和意見就是危險的。〔⋯⋯〕哲學通過發問難以回答的意義問題，將人樹立成會發問的人。〔⋯⋯〕我深信如果人類失去了出於驚訝而探問的能力，不再發問難以回答的問題，他們同時會喪失發問可以回答的問題的能力。」這本文集最後一篇是〈紀念奧登〉(Remembering Wystan H. Auden)，奧登是鄂蘭的傾慕者之一。鄂蘭曾私下稱他為「熟悉各種得不到回報的愛的專家」。在他的喪禮上，她用鉛筆默寫早已滾瓜爛熟的奧登的詩：Sing of human unsuccess/ In a rapture of distress。勉強譯成「沉醉於憂傷裡／歌唱人間的錯失」彷彿也在說這幾百頁的遺稿，說個沒完，怎也不能挽救任何歷史的災難。
